中国神学论坛供稿

        在当今的中国，以“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为代表的不少言论，反映出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在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方面有某些误解，这当然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引起某些不必要的纠纷。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简明地阐述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有助于澄清这类误解，从而有利于使当代中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更加健康更加和谐地发展，有利于发挥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
        关于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一些人把它说成是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由此而将其理解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还有一些人把儒学说成一种宗教，由此而将其理解为两种宗教之间的竞争（其中少数人因此主张把“儒教”定为中国的“国教”）。
        关于前一种误解，在此需要澄清的是：第一，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一种文化，尽管它对许多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第二，基督教也不是西方的宗教，尽管它对西方的文化有塑造性的作用，但它却是产生于东方，先是从东向西、后来又从北向南传播到全球的普世性宗教；第三，西方的传统文化包含着希腊、罗马等非基督教的人文因素，西方的现代文化包含着科学技术、人文主义等非宗教的因素，而且已经大大地多元化并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基督教信仰。所以，把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理解为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甚至是文化对抗的关系，这是一种基于概念混淆、违背上述事实的误解。
        关于后一种误解，在此需要澄清的是：第一，儒学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有关心性、伦理、社会、政治等的学说，尽管它同比它早几百年就有的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产生了深刻复杂的联系，但它却不是那种宗教本身；第二，儒学作为哲学的发展曾得益于佛教、道教等宗教，尽管它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情怀，但它本质上却主要是一种心性哲学、道德哲学和天道哲学；第三，儒学同宗教，不论是同佛教、道教，还是同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尽管有彼此竞争的一面，但也有相容相通的一面，还曾有和平共处的经验。所以，把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理解为基督宗教与作为宗教的儒教的关系，甚至是宗教竞争的关系，这又是一种基于概念混淆、违背上述事实的误解。      
        不论从理论概念来看，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都是一种普世宗教与一种多元民族文化的关系，所以是一种比上述误解远为复杂和丰富得多的关系，绝不是“文化对抗”或“宗教竞争”的简单关系。
         二、
        关于基督教之传入中国，许多人把它与血雨腥风的侵略战争相联系，不少人说传教士一手拿着圣经十架、一手拿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由此给中国民众造成的总体印象是：印度的佛教是“骑着白马”进入中国，基督的宗教是“骑着炮弹”进入中国；传教士则是列强政府的间谍、鸦片贩子的帮凶。
        然而，基督教传华史的基本事实却是：第一次传入，是唐朝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主教携圣经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到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深知正真，特令传授……（后又传旨称其）济物利人，宜行天下”；第二次传入，是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孟德高维诺作为教宗使节到北京，元成宗接见并留其在华传教，他后来不但译圣经为蒙古语，而且教儿童学拉丁文希腊文；第三次传入，是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等到肇庆、南昌等地，向中国学者介绍数学、力学、地理、天文等西学，同时学习四书五经，又到北京，获准传教，后来的耶稣会士更将中国文化大量介绍到西方；第四次（基督新教第一次）传入，是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马礼逊到广州，逐步创办书院、编撰词典、翻译圣经（此时距鸦片战争还有三十三年），后来的传教士更创办医院学校等等，进行了更多的文化交流。总而言之，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一共四次，每一次都是和平的宗教传播，并伴之以多面的文化活动以及双向的文化交流。
        至于鸦片战争以后一段时期，的确有一些传教士赞成其本国的战争政策或参与其本国的政府活动；但是绝大部分传教士或与之保持距离，或批评其不义行为，后来有些还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一些英国传教士为了禁止鸦片贸易，在英国教会领袖支持下，顶着本国政府和舆论压力，在英中两国奔走活动半个世纪，直至两国政府均行禁烟，方才罢休。十分显然，前一种传教士的国家主义行为，背离了基督宗教的精神，后一种传教士的仁爱道义行为，代表了基督宗教的态度。

        在对待中华文化方面，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传教士采取了傲慢骄横的态度；但是绝大多数传教士和广大中国基督徒，从唐朝到元朝，从明朝到今天，却采取了尊重、学习、欣赏、喜爱，同时又理性清醒、努力奉献的态度，这样的例证多不胜数，构成了传教士和基督徒的主流。同样十分显然，不是前一种态度，而是后一种态度，才代表着基督教的精神，即耶稣基督所要求的对邻人的爱。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我们要对那些基督徒不分青红皂白轻蔑中华文化的行为表示谴责，同时也对在反对这类行为时将其混同于基督教本身的误会表示遗憾；我们希望在知识昌明的今天，这类的行为和这样的误会不再发生。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我们要对那些基督徒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文化教育、现代医疗卫生、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农业，现代新闻出版和现代民主法治的贡献表示赞赏；我们愿意本着耶稣基督“爱邻人”的教导，努力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再作贡献。

         三、
        基督教信仰并不专属于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它乃是属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普世宗教。基督教自诞生以来，一直不断地进入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阶级和职业群体的人们心中，并用它所接触到的所有民族、所有社会的文化来表达自身。出于它关于上帝创世的信仰，它肯定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并融入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之中；出于它关于人类堕落的教义，它又同所有的文化都保持距离，并对之持有理性认识和独立批评的态度。古往今来，许许多多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曾从这种态度获益。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广泛的伟大文化之一。在古代，它曾经基于宗教精神，同时又富于人文精神；它曾经以儒家文化为独尊，但又包含着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不同的成分；它曾经排斥，后来却包容和吸纳了佛教等外来宗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以及民间“小传统”的各种信仰成分。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华文化除了吸收现代科学文化、工业文化和政治文化等等之外，还吸收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数不清的西方文化因素，已经发展为比古代远为复杂多样、远为丰富多彩的文化。我们还必须提到，如果把中国现有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考虑进来，那么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在世界各大文化中就更加突出、不可忽略了。
        所以，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既是一种普世宗教与一种民族文化的关系，更是一种启示宗教与一种极其丰富、极其复杂、极其多元的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或单一的，而是丰富和辩证的。这种关系不是文化与文化的对抗（其实文化之间还有互补与交融），不是宗教与宗教的竞争（其实宗教之间还有交流与合作），而是宗教信仰用文化表达自身的精神（任何宗教都必须如此），又与文化保持距离与区分（否则宗教就不再是宗教）。
       正因为如此，同对任何丰富、复杂、多元的文化一样，在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方面，基督徒应对其中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态度——对古代诸学派，理性、尊重，以利当代；对传统诸宗教，友好、对话，以利共处；对现代诸潮流，慎思、明辨，以利提升。
        总而言之，基督徒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应是本着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践行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努力奉献、努力提升，和睦人群、造福人群！

2012年8月24日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文锋（中国神学论坛秘书长）
罗秉祥（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
江丕盛（香港浸会大学前宗教哲学系系主任、现中国神学研究院副院长）
关启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谢文郁（山东大学教授）
姚西伊（哥顿康维尔神学院副教授）
林日峰（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
石衡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
李锦纶（中国福音会前国际总会长）
李升坤（首尔中华神学院教务长）
李圣风（北京城市复兴教会主任牧师）
唐振基（Ldi集团总裁）
张付恒（中华福音团契总会会长）
陈晓东（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主任）
远志明（神州传播协会总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