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明
2007-4-9
日前读了林喆 主著的《公民基本人权法律制度研究》一书，该书的647－651页中谈到中国人权保障的主要难题之二，是矿难问题。林喆1998年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该书援引程瑛的文章《中国煤矿超能力采煤，大批矿工无声死亡惊天泣鬼》说，王建国研究员的学术报告称，2004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3.1,是美国的100倍。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的31％，而煤矿死亡人数占世界的79％。
据有关资料，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美国为0.03，印度为0.5，俄国为0.65。中国1978年为9.44，2003年为3.98（一说为3.17），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1.07,国有地方煤矿为3.0，乡镇煤矿为7.61。以往每年煤矿事故死亡近万人，近几年控制在7000人以下。
该书介绍，到1970年代，美国死于矿难的人数已降至千人以下，在劳动安全性方面甚至好于农、渔、建筑业和零售业，成为“本质安全性行业”，1990年矿难死亡66人，2000年死亡40人。
这个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原因致使每年煤矿矿难死这样多的人呢？有人说由于乡镇煤矿太多，占总产量的40％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占煤矿死亡人数的70％以上。再由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追求高额非法利润，疏于管理，漠视矿工生命安全，安全生产设备投资欠账太多。对这些难题，有关方面也采取对策企图解决，但为什么成效并不显著，矿难事故还是屡有发生呢？这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回顾一下全国解放以来煤产量的变化情况：1949年为3243万吨，到1957年为1.3073亿吨，为比较正常的增长。由于大跃进，1960年猛增到3.9721亿吨，这是不正常的，以致到1964年降到2.1457亿吨。1966年正常增长为2.5147亿吨，由于文革的影响，1967年产量降到2.0570亿吨。到1976年为4.8345亿吨，1980年为6.2013亿吨。1985年为8.7228亿吨，居世界产量第一。1989年为10.5415亿吨，到1996年递增到13.7408亿吨。到2000年递减到9.9800亿吨。
而在2000年以后这一段煤产量的增加是惊人的。2001年10.20亿吨，2002年10.50亿吨，2003年16亿吨，2004年19.55亿吨，2005年21.1亿吨，2006年23.25亿吨。（以上材料取自jsxcoal.com)
在我们为煤产量跃居********而自豪的同时，还不能不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一是每年要以7000人的生命为代价。二是据专家测算，按每年24亿吨的速度开采，可能在30－40年内，已探明的储量就要挖完了，我们这代人还能留给子孙什么呢？三是每年烧掉这么多煤，对大气和河流的污染是严重的。
但是每年生产这样多的煤，并没有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现在中国主要靠煤为能源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GDP以10％以上的速度猛增。钢材产量2006年已达4.67亿吨，产能过剩，是耗能大户。2006年火电发电量已达23573亿KWH,耗煤11。4亿吨。而我国总体的能源利用效率是比较低的，是粗放式经营。
照这种拼资源，损害环境的粗放式经营，攀比GDP出政绩的思路发展下去，好像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没有刹车或者刹车不灵，是很危险的。
更为令人焦虑的是，煤炭年产量从2002年的10.50亿吨发展到2006年的23.25亿吨，是在提出科学发展观，要调整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现在用猛刹车、硬着陆的方式也不行。人们的胃口已经吊高了，提倡消费、追求享受和高收入已成时尚，一旦过于紧缩，后果不堪设想。但必须当机立断，逐年降低发展速度，从8％稳步降到4－5％，甚至2－3％。因为基数增大，％虽然降低，但年年还是有不少增长的。再要厉行节约，杜绝贪污浪费。
最重要的是广大干部要有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我们基督徒按照圣经‘要服侍人，而不要受人的服侍’的教训，除了要把上帝的救恩，基督的福音传给同胞以外，也要忧国忧民，与同胞同甘苦，共患难，齐欢乐。尽我们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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