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时论（社会时评·发扬正气）
第1492篇（转载）
我们忏悔
台湾有一座桥，桥头边有个墓碑，碑上刻着一个自杀了的日本设计师的名字。原来这座桥最早是由这位日本设计师设计的，可是当桥从两头修到中间的时候，差了一米接不上。这位日本设计师羞愧难当，连夜自杀。虽然我们不提倡自杀，但是我认为这种自杀也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我们虽然仇恨日本鬼子作恶多端，但是日本人自身的这种责任和担当以及耻辱感还是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种高尚的境界是忏悔。基督徒会向自己的上帝忏悔，临终的忏悔尤其彻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忏悔，才会有善言。信仰释迦牟尼的人也是会忏悔的。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的，只有哀鸣。二战之后，德国人忏悔了，赢得了世界的宽容；日本人不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关键之处在于，不自省、不忏悔就意味着不知错，不知罪，就意味着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来。许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对远去的历史，仍然没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反而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着词语辩解，真是连万恶的日本鬼子都不如，无耻透顶。
“文革”过去了许多年，受害者捶胸顿足，至今不忘。我们有那么多受害者，你见过几个加害人站出来？好像让万千生命泯灭、让山河血染的那场空前浩劫，都是那四个人干的。其实，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人，他们既没有对别人行为的宽容，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报。随手翻到一篇随笔，讲的是“破四旧”，文中有这样两句：“破四旧，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的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事实真相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属于被动，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很简单，你舒芜是我胡风提携的，竟然投靠我的死敌周扬，反对起我胡风来了，我胡风就要搞死舒芜，揭发你是叛党分子，让你坐牢，让你被枪毙！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胡风一向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说他反毛，简直是个笑话。
最近网上爆料：“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生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但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李井泉，“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
著名艺术家英若诚在他的自传《水流云在》中披露，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一起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英在晚年时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他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说，一些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邱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透过他的老上司、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不知何故，毛却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于是，李必达、温玉成都遭了殃。然而，吴法宪善良吗？比如吴在斗争已经被打倒的陈再道上将时，居然还动手打了他，但吴在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丝毫的忏悔。
在迫害彭德怀时，刘少奇不够积极吗？在迫害沈从文时，郭沫若不够积极吗？在迫害王实味时，艾青不够积极吗？在迫害罗瑞卿时，杨成武不够积极吗？当年杨成武整起罗瑞卿来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在迫害胡风时，周扬、巴金、吴祖光、丁玲不够积极吗？也别忘了，在批胡风中吴晗跳得最高，每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最多，最带头，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对胡风最具深仇大恨！令人悲叹的是：曾声称“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刘少奇，最后却落得比彭更加悲惨的下场。据说在关于刘少奇的处理意见上，周恩来就在上面赫然写着“此人该杀！”谁能想到，彭德怀也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别人，人称常胜将军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怀最早给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条，其中三条最重要：“将帅不和”；“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粟裕夫人说：“对粟裕的打击都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刘少奇。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竟然轮番对朱德进行了责骂。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会昼夜不宁、惶恐不安、如坐针毡的。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与李达、萧克等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教条主义”痛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更加激化，且已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复出后，曾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对历史事件给以平反，并让刘伯承也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果然，看了李达、萧克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要求给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结果也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李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与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摩罗说：“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在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照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但是，想一想当时的情况，让刘少奇当头，让林彪当头，甚至让彭大将军当头，情况真的就会好多少吗？那些高层干部一个个都在那里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斗倒，他们在反右的时候斗别人怎么不说呢？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毛时代的一切悲剧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既然现在毛死了，中国就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悲剧了，是这样吗？！上帝说：你们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人。
《我们忏悔》
前言【脱下面具，掏出良心，“文革”参与者首次袒露心声。史铁生、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吴思、周孝正、王学泰、徐敬亚、孙郁、摩罗等诚挚推荐。】
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
我们确实有过真诚激情，我们当真以为目标高尚。但是，我们对什么真诚？我们看什么高尚？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忽然敌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们转眼虔诚迷信。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烧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有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我们强制乡亲“割自留地尾巴”，无异于给饥饿光景雪上加霜；我们鄙视村中“地富反坏”，等同于在惶惶乱世趁火打劫！
那时，我们真诚地贯彻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敌人”之上，却不知，竟让无数人蒙冤受屈、忍辱负重。我们高尚地保卫了“红色江山”，接近了“伟大”目标，却不料，竟交出了人性的意志和灵魂。
为什么对简单夸大的阶级斗争，我们没有过怀疑？为什么对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我们没有静下来思考？为什么在群体的狂热中，我们失去自我？为什么在崇拜的偶像下，我们满眼敌人？为什么我们会头脑简单、观念极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伤害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面对“文革”时，我们是否问过一句为什么？哪怕是仅仅一句……
我们为什么没有问过为什么？
丧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时代，真能有宝贵的青春价值？失去自我意识的群体迷幻，还能值得“青春无悔”？那时，影响我们想象力的，并非事实，而是信念。信念成为断语，便一夜普及；信念成为迷信，便强大如斯。我们以为揭开了幸福的秘密，其实不过是妄想；我们以为投入进伟大的事业，其实不过是膜拜。我们陷入群体幻觉，对强权卑躬屈膝；我们失去人格意识，对个人唯命是从。我们服从别人怂恿，深信自己肩负使命；我们感觉群体强大，专横推行简单教条。一个群体目标，取代了我们的所有理想；一场想入非非，替换了我们的所有幸福！事实上，只要效忠个人，我们便不会辨别真伪，立刻失去个性；只要感情狂暴，我们便没有推理能力，变成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的精神统一于一家，我们就一定会拒绝讨论，而用言行暴力去伤害别人。那种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对自由和个人生命价值视如无物，毫不尊重；那种为信念和领导者而战的大众民主，只可能对非民主制度五体投地，无限忠诚。于是，我们成为被制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这种意志下蒙受苦难！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多年以来，我们没忘记自己曾为害他人，没忘掉自己曾愧对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为。但我们也一直回避它们，怯于面对，羞于启齿。然而，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建立人性良知。谁都不愿意咀嚼吞咽记忆的苦果，谁都不情愿剖剥撕扯良心的谴责，但以人性反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因此，我们才懂得：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我们曾问自己：“有什么可忏悔的？”我们本来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带来的无尽恶果，至今无数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们发动，极左不是我们创始——忏悔，是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良心责任，而我们只是听命，无权选择——他们不忏悔，我们忏悔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制造社会、文化浩劫的权力者，从无忏悔，尚无先例。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忏悔不忏悔的问题，只存在历史评判的问题。而在我们，忏悔，是良知的自觉，是人性的升华。由此，宝贵的人类文明经验——宽容和宽恕，才不会失去价值。我们忏悔，社会一定更宽容；我们忏悔，人类可以更宽恕。
个人良心需要我们忏悔。乱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过分之举。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们的暴力行为、不齿行为，使我们成为事实上的“文革”积极分子——罪过参与者。而我们更可能从中发泄，出头表现，“靠拢组织”，牟取利益。我们的更积极、更冲动，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扪心自问，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社会后果需要我们忏悔。像当年的德国青年服从他们的“元首”一样，我们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观后果，伤害了别人，伤害了社会。我们作为“文革”受害者，认为发动者应该负责；我们作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无须承担责任？！道德罪过关系到个人的言论和行为方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们提出责任要求，我们就越是扪心自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责任需要我们忏悔。我们曾经狂热拥戴，支持极权不法，支持破坏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政治责任关系着公民赋予政权及其行为以合法性，是每个公民都推卸不掉的共同责任。有了我们原始般的“三忠于四无限”，专断强权才可以肆无忌惮。扪心自问，作为谬误的土壤，我们应该追究总结。
文化责任需要我们忏悔。即使是被迫的、无能为力的，我们都对那时的“屈从权力”行为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继承发扬的，是皇恩浩荡、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报皇朝、皇权长久、圣寿无疆。这都是些什么？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什么？
历史责任需要我们忏悔。今天，我们有了比较、辨别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对人类、对后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们曾经经历，曾经错误。灾难亲历者的应有责任，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抑制群体狂热行为，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无法为害的文明制度。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让未来不重蹈覆辙。因此，扪心自问，我们有必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对曾被玷污的历史，大声地说：对不起！
罪过的历史必然是苦难的历史，不应该无影无踪。集体无意识必然犯有集体罪过，不应该毫无罪恶感。我们的青年时代一度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于“文革”。
“文革”中，我们也曾经“忏悔”，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为信念的胜利而决心献身，是群体无意识的自大狂妄。那种面向强人秩序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在任何有违“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为罪行时，那种忏悔是极权与迷信统治的工具。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承担责任了，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我们轻松地成为了免除责任的无名氏。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如果用年轻的真诚为自己辩护，我们就永远不知自己曾经良知泯灭。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我们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忏悔，本质上是个人心灵行为，是敞开胸襟，与灵沟通，是进步和文明。忏悔反思，才能将过去的不堪经历，变成未来进取的经验教训。否则，会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从普遍贫穷和“文革”运动中寻找对抗现实的思想资源。那只能导致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矛盾，以专制的结果终止冲突，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度引向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将我们的个人经历讲给公众，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来的义无反顾。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忏悔的权利，我们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而那，才是改良社会不公、建设文明未来的文化和制度保证。
历史假象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忏悔，就是说出真相，请求宽恕。未来，必将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方式还原历史。清算不是复仇。只要有忏悔，便可得宽恕。因为，忏悔是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的人性。
人类的灾难多来自人类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质便是如此，是想通过侮慢人性，成为他人的上帝。忏悔，便是放弃傲慢，向人性谦卑。
我们知道，罪过的反面不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无力却异常坚韧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终产品——精神与人格，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最重要资源。当“文革”忏悔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行为时，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宽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领“文革”忏悔，我们将不枉亲历历史灾难，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些许价值。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做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负起了历史责任；只要我们记下了历史，它就终将会被人阅读。
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我们忏悔》编委会
【转载者注】该文的作者对人性的罪恶，剖析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基督徒认为，人应当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也要向被我们伤害的人道歉，请求宽恕。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生命。忏悔和悔改的人多了，残害百姓的悲惨的文革，才有可能不再有人盲从和附和。
转载于2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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