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书籍和媒体简介(见证)
第1003篇(转载)
十九世纪中叶,当中华帝国封闭千年的国门被迫打开的时候,涌进来的不仅有西方列强的军队,也有手捧《圣经》的传教士,不仅有让人沉迷不醒的鸦片,也有救赎灵魂的上帝的福音。
在西方传教使团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戴德生(Hudson
Taylor)及其创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简称“CIM”)。戴德生在华五十一年,其创立的传道会共差派800多名传教士到中国各地传教,从喧嚣的大都市,到边陲的穷乡僻壤,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传教士中,大约10%的来自澳大利亚。
当时,澳大利亚联邦尚未正式成立,现在的六个州,当时还分别是大英帝国各自独立的六个殖民地。从1888年到1900年的仅仅12年间,澳大利亚就派遣81名传教士去中国,其中,男41名,女40名。
在政治和社会都急剧动荡的近代中国,这些澳洲来的传教士,和端纳或莫理循一样,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有的甚至被中国社会汹涌的波涛所吞没。
这其中,就有两名来自墨尔本东区Kew的桑德斯姐妹(Saunders),姐姐纳莉(Nellie),生于1871年,妹妹陶普思(Topsy),生于1873年,相差两岁。幼年时,姐妹俩随父亲和继母由墨尔本东南区的Brighton搬到东部郊区的Kew。
当姐妹二人在1893年底被派往中国传教时,姐姐22岁,妹妹只有20岁。所有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人士中,她们的年龄可能都是最小的。她们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所有的,只是一颗渴望传播上帝福音的心,还有简单的急救训练。其他方面,可以说,她们是一无所有。
她们的继母原本要和她们一起去中国传教,但是,因为银行业崩溃,经济极度萧条,她们位于Nomanby街的房子一时无法卖出,也就拖延下来。桑德斯太太决定,一俟房子卖掉,就去中国和两个女儿在一起,至少可以在生活上照料她们。
姐妹俩来到福建的古田,一年多前到这里的来自昆士兰的安妮•高登(Annie
Gordon)小姐,热情地接待她们。突击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中文后,她们就开始了工作。
一年后,姐姐纳莉负责两个班级的教学,学生都是当地十几岁的男孩子。妹妹陶普思在北边20多公里外的一个地方,负责妇女识字班,学校,还有一个简陋的药房。
姐妹俩总是把传福音的工作与其他结合起来,她们一家一户地去探访,用自己刚学会的急救知识助人,给当地人介绍外边的世界。
1894年,古田县共有2212名受洗的基督徒,30名受过培训可以从事基督教教育的当地老师。
当时的中国,虽然太平天国早已灰飞烟灭,因之而起的各种黑道及帮会组织,如哥老会,在社会底层仍非常活跃。另一方面,为消灭叛军,清政府给予地方政府较前更大的权力,特别是在军事武装力量的组织和节制方面,在天京陷落,“长毛“解散以后,为地方治安计,各地政府仍保有较强的军事武装。
同时,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中国社会积蓄已久的仇外思潮得以爆发。很多情况下,外国传教士就成了这种仇恨发泄的对象。
纳莉和陶普思这两位澳洲姐妹,就在这样的仇外暴动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古田教案”。
1895年夏的古田,酷暑难耐。主教史都华(Rev.
Robert Stewart)率教会人员上华山避暑。8月1日凌晨,数千名当地“斋会”的成员,大多是无业游民,冲上山来,见人就杀。混乱之中,共有11名外国传教士被杀。来自澳大利亚的三位年轻的生命
– 纳莉,陶普思和安妮 –
在这华山溽热的晨雾中,永远地消失了。
他们被安葬在福州的传教士墓地。这次“古田教案”是义和团运动前****的一次排外事件,与1871年的“天津教案”类似。
姐妹俩遇害不久,她们的母亲也卖掉了位于Kew的房子,去往中国的福建,直到1898年在当地去世。
在中国遇害的澳大利亚传教士,不仅这两姐妹。三年以后的1898年,另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传教士弗莱明(Willliam
Fleming),在中国西南地区传教时,为保护自己的中国助手潘寿山,被当地人刺死。弗莱明是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从澳大利亚吸收的一百多位传教士之一。
在义和拳引发的社会动荡中,另外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巴勒特(David Barrett)丧生,这时,他到中国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桑德斯姐妹的母亲在听到女儿被害的噩耗后,对墨尔本《时代报》记者说:“我无怨无悔。。。,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一个传教士倒下,会有十个传教士跟上,上帝在中国的工作一定会加速进行。。。”
据说,现在的中国有四千万到一个亿的基督徒。回顾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特别是像桑德斯姐妹这样,为基督做活祭的年轻的圣徒,让人不胜唏嘘。
□ 读者投稿
2012,5,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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